工作

现代性的错愕不同于安东尼奥尼的疏离与费里尼的虚无，奥尔米对现代性的写法是错愕的。这一错愕体现为抽离与介入的并置。如果我们以安东尼奥尼的冷峻目光审视《工作》这部影片，我们会发现它讲述的无非是，年轻人在将人隔绝的现代高楼、塞满昂贵货品的商店以及难以捉摸的官僚系统中徘徊，寻找着他们很快就会鄙视的工作的故事；而影片的主角则是一个被丢下的孤独者，他对周遭的观察让他分外体会着无聊。某种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的观察给人的感觉是，他本人也包括他的信众，从不需要真正介身到这一空空落落的世界之中；而同样作为“人间观察家”的奥尔米则处在安东尼奥尼的反面，他注视人物的目光是温情而狡黠的，创作者、观众并不处在高于主角的位置，而是与他共同体验工作的真切意味。

德西卡式的办公室生态刻画

而介入式的观察或许需要一种全新的叙事组织方式。在奥尔米的影片中，故事往往是没有“始末”的——影片从不经意的一天开始，在不经意的时刻结束，很难说其中发生了什么决定性的完整事件，却又确实带来了氛围上的微妙改变（我称之为Olmi touch！）。奥尔米不厌其烦地给出各种工作场所中人的动作细节与主角眼睛的“正反打”来引领观看，让观众没于影片发生的整体环境之中（也正是主角所处在的位置）。于是，观察到的无聊本身也被赋予了一种介入的新奇感。而这一设计最为精妙之处在于，新奇是注定失却的，无聊则随着新奇的失却而变得裸露。也是因此，这样一部幽默可爱的影片末尾带来的虚无体验是极为可怖的，因为我们那时才惊觉，整部影片便是这一新奇的失却——不知何时开始我们的观察失去了置身事外的位置，观察到的一切无聊成为了自己无可逃匿的命运。

既是观察者，又是局内人

狂欢与死亡舞会则是奥尔米为这一现代性错愕体验找到的一个极好的影像载体。在舞会中，新奇、无聊、狂喜、怠倦交错出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费里尼早期电影中的狂欢场景。在费里尼的影片中，狂欢呈现为一场意图假扮无知以驱逐死亡意识、却又为其深刻缠绕的仪式；它似乎嘲弄着死亡，却又因死亡本身的无动于衷而更像是在戏弄生命——狂欢总是一种摇摆于豁达与虚无之间的态度。奥尔米的舞会狂欢表面上更聚焦于一种“观演”与“参演”的摇摆——人们各怀心事，短暂地融入人群，最终又落回到个体困顿之中——，实则与死亡同样切近。我们看到当主角终于放下心事融入狂欢人群，一个突然的剪辑，办公室中腾出了一张空桌子，原先的主人已悄然死去。狂欢后，最后一丝新奇体验耗尽，主角被卷入争夺“座次”的无聊戏剧，成为死亡链条中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上，“演出”正是通往死亡的。

狂欢与死亡仅一线之隔

或许我们也不应忘记这场舞会的性质——公司组织的节日舞会。节日，本该意味着“神圣的休闲”，提示着某种工作的缝隙，却在影片中不免再度落入工作场所的编派（这点尤其区别于《米兰心事》中的舞会）。尽管这种编派并不具有强制性，但这对于工作之余生活的影响仍不容轻视。那个定点来公司蹭饭的退休员工便是个鲜活的例子，奥尔米似乎在暗示我们，如若失掉“听到公司的午饭铃后抢先他人一步赶往食堂”的环节，他怕是连最基本的用餐都无法完成，生活完全有可能被蚕食到这一地步。

几乎空无一人的舞厅，产生了一种令人沮丧的空虚感

“接下来干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去考试。 -为什么考试？ -如果通过考试就会有工作。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干什么？”这是路过的老者无心却又意味深长的一问，匆忙前去赶考的主角听到了这一问题，却并未留意。但在影片结尾处，当他如同躺进棺材一般凝重地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时，这一问题意识似乎才被真正唤醒。

他目睹并参与了“座次”之争

此时片名又一次出现了，主角的心境已与片名第一次出现时大相径庭。此前蒙受家这一亲熟场域庇护的主角还可以从容地睡着懒觉，此时他只能在无措中思考自己的命运。印刷机的声音在以一种固有的、非人的频率逐渐增大，似乎要将活生生的人嵌入机械链条之中。影片随之从主角茫然的脸上淡出，但这一淡出并未宣告叙事的终结，而是滑入了主角的体内——声音继续加强，隐约地成为了主角的心跳。这一机械宰制的人工心跳的不断增强，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提供了情绪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人物只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结局：纵由死亡终结一切，或是丢掉工作，遵循生命本有的节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同样是从声音进入的——洗脸的声音，咳嗽的声音，以及在一切富于生活气息的声音背后那微小的却急促异常的走表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不被扰动的生活自有节律在影片中似乎仍然是一个伪命题。如此看来，不安或许是源自于时间的永恒迷局而不单单源自现代空间，因而逃避工作也非解决之道。（首发于“人大电影协会”公众号的映前导语）

豆瓣8.3分，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片子，却让我看得后背发凉。埃曼诺·奥尔米的《工作》，没有跌宕剧情，就是一个小镇男孩多米尼克进城求职、升职、然后被困住的过程。但就是这种“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日常，精准戳中了每个社畜的痛点。最让我难受的是多米尼克成为主管后依然不满足，他盯着更高的位置，却不知道自己在机器的齿轮里越陷越深。和他形成对照的是安东涅塔，那个面试时和他并肩的女孩，她比他更早认命——女孩在打字间里快速敲击键盘的镜头，几乎就是现代打工人的写照。导演娶了女主角，这大概是剧组最浪漫的事，但影片本身却冷得像钢铁。奥尔米用纪实手法拍出了资本主义的温柔陷阱：给你一份工作，一个位置，一点上升的幻觉，然后你的一切冲动、欲望、爱都会在打卡机和年度考核里被抹平。多米尼克对安东涅塔的喜欢，最后变成了办公室走廊里尴尬的点头，因为“爱情的时间成本”根本不在公司的考核指标里。观众反馈说“共情主角在社会规训下被磨平棱角的过程”，我完全同意。我甚至觉得，现在流行的“躺平”“内卷”，早在这部1961年的电影里就被预言了。多米尼克有没有想过辞职？没有，因为“这家公司已经是小镇少年能攀上的最好平台”——这理由，2023年的应届生听了也得沉默。别指望励志反转，这片子就是要告诉你：工业文明从来不需要完整的灵魂，它只消耗零件。而那颗曾经跳动的心，早被锁进了档案室的铁皮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