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

桑塔格说这是戈达尔所有电影中文本做得最到位的一部，的确如此。——什么都很好——但是没什么意思——生活很沉闷，但不是我的错——我想我们总是要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是自由的。     我举手——我有责任；     我转头——我有责任；     我不高兴——我有责任；     我抽烟——我有责任；     我闭上眼睛——我有责任；     即使我忘了我有责任，可我仍有责任。     我想告诉你是无处可逃的。凡事都是好的，你需要的仅仅是对某事产生兴趣。毕竟，东西就是他们本身。     消息就是消息，盘子就是盘子，男人就是男人。     还有生活就是生活。  ——突然间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常常出现这种状况：我知道我想说什么了，我在想那是不是我所想的，但就当要说的时候，我就说不出来了。——是的，当然。你读过《三个火枪手》吗？——我看过电影。为什么？——因为，Porthos——这已经是20年后了——Porthos，高大，强壮，有点傻。他一生中从没思考。他必须把一枚炸弹安置在一个地窖来炸掉它。他做了，他安放了炸弹，点了导火线，当然了，然后他跑走了。可突然间他开始思考，怎么样？怎么才能在迈一只脚前先迈另一只脚？你一定也会考虑那个问题的。所以他停了下来。不能继续前行，炸弹爆炸了，地窖塌了下来，他用他的肩膀去顶。可一天后，或许是两天，他就被压死了。他第一次考虑事情就害死了他。——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故事？——没什么，就是说说而已——人为什么总是必须交谈？人不应该常常交谈，而应活在沉默中。说得越多，话意味着更少。——也许吧，可有人能做到吗？——我不知道。——我发现我们生存离不开交谈。——我想离开交谈地活着。——是的，那应该不错，不是吗？像更爱彼此一样，但是不可能。——但为什么？话应该表示一个人正好想要说什么。     他们背叛了我们？——但我们也背叛了他们。     一个人应该能表达自己，它已经被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试想：像柏拉图那样的人，还是能理解的，但是他的东西是2,500年前的。没人真得懂那些语言，至少，不准确。然而某些事情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能表达自己。我们应该能。——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呢？相互了解？——我们必须思考，思考使我们需要说话，没有其他的方式去想了。为了沟通，人必须交谈；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是的，但很艰苦。我认为生活应该是轻松的。你说的《三个火枪手》会是个好故事，但它不是。——是的，但它是个指针。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暂时已经放弃生命时，才学得好交谈，那就是代价。——那么，说话是致命的？——说话是几乎关系到生命复苏的。说话是来自当一个人不说话时的另一个生命。那么，生活在对话中，人必须无声的通过生命的死亡。我可能没说清楚，但有一种禁欲主义的规章是阻止人交谈得好，直到有人能超然于世。——是人每天的生活不能……我不知道。——超然于世。     我们平衡，那是为什么我们从静默到谈话。我们在两者间徘徊，因为这是生活的运动，从每天的生活中提高的人我们说他们是优秀的。想想人生，但这生活预示着人每天都在被谋杀，很基本的生活。——那想和说是同样的事情吗？——我是这么认为的。柏拉图也这么说；这是个老的观念：人不能从说的话中分辨出思想，想法的瞬间只能通过话来抓住——所以就有人说话并冒着说谎的风险？（谎言也是我们寻求的一部分，错误和谎言是极其相似的。）——我所指的并不是普通的谎言。就像本来我答应你明天会来，可是没来，是因为我不想来，你知道的，那些都是套话。但一句精妙的谎言与错误还是有少许不同的。找来找去还是不能从中找到真的话，那就是你为什么不明白你要说什么，你担心找不到真话。这就是解释。——那人怎么才能确定找到了真话？——必须靠实践，需要努力。人一定会用正确的方式说话的，不去受到伤害。说他不得不说的，做他不得不做的，来远离伤害。——人一定会尽力表现得真诚。     有人这么对我说：“凡事中皆有对的成分，即便在错误中。”——那是对的。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人并没意识到。他们认为人能避免犯错，更有甚者，认为人能一直活在真相之中。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说过：让我们回归生命的本质，让我们明白只有认清了错误才可获知真相。——你对爱有何看法？——那是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莱布尼兹提出了随机性的概念，随机真相和必要真相构成了生活。德国的哲学家给我们揭示了，在生命中，人只考虑生命的劳苦和错误，那人定会设法应付真相。——爱不应该是这唯一的真相吗？——那么看来，爱应该会总是真的。     你知道任何马上知道他所爱为何的人吗？不。当你20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所知的都是些零碎的东西，你会武断地做选择，你的“我爱”是不纯的事务。但要完全的去爱你所爱的，你需要成熟——意思是探求。这就是生命真谛。     那就是为什么爱就是个解决的办法，如果那是真的话。

这段Tom Milne对戈达尔的采访是在《随心所欲》伦敦电影节上映时进行的，戈达尔本人出席了放映活动，此时本片尚未在英国公映。这篇采访后来刊登在了《视与听》62-63冬季刊上。翻译/CheezusTM:似乎你早期电影的基调是拍电影带来的喜悦？JLG: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在拍电影之前我们都是影评人，并且我喜爱各种各样的电影：俄国的，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的。是电影让我们——至少是让我——想去拍电影。我对生活的了解基本全部来自电影，而我的那些早期作品就是“迷影的电影”(film de cinéphile)。我想说当时的我不会看到事物与现实、生活或历史的联系，只会看到它们与电影的联系。现在我已经渐渐摒弃了这种倾向。TM:那么《随心所欲》是你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么说对不对？JLG:不，我感觉更像是一个“终点”。我认为电影分为两种：弗拉哈迪式的和爱森斯坦式的。就是说，一种是现实纪录，一种是戏剧，但最终到达最高级的层次时，它们便合二为一，没有不同。我的意思是，电影通过现实纪录，会形成戏剧的结构；电影通过戏剧的想象和虚构，会达到生活的现实。为证实这一点，看看那些伟大导演的作品，它们如何一次次地从现实到戏剧再从戏剧中回到现实。TM:你是说，就像雷诺阿？JLG:雷诺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做的很好，而且他自己也能感觉到。从《托尼》的新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然后回到戏剧中，现在又在电视作品中追求高度简洁的境界。我认为我是从现实主义开始，但现在我发现《筋疲力尽》是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拍摄的。我原本认为我知道这部电影说的是什么，但一两年后，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起初我觉得它是一部写实的电影，但现在似乎觉得它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一个完全不真实、超现实的世界。我感觉，从《随心所欲》开始，我会逐渐的拍摄更多写实的、实质性的电影。TM:这就是这部电影受布莱希特影响的原因吗？JLG:是的，我研究了不少戏剧作品。我想拍摄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者的角色》，但版权太过昂贵。我本想拍摄它来展示现实与戏剧的共同点。它们有各自的边界，但到了某个特定的程度，它们就会相融合。TM:特吕弗曾说如果公众不喜欢他的某部电影，他就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你认为，《女人就是女人》是部失败的作品吗？因为它并没有吸引多少观众。JLG:不，我不觉得，因为有一部分观众喜欢它。你得记住特吕弗一半是制片人、一半是导演——上午他是个商人，下午则是个艺术家，所以公众的反应对他来说更重要。我认为导演必须要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为目标，但显然这个问题对于《随心所欲》和《巴黎属于我们》要比《宾虚》小得多。导演必须要诚实，相信自己在为观众拍片，并以他们为目标。在我拍片的早期，我从不会问我自己观众是否会理解我的电影，但现在我会了。举个例子，如果希区柯克认为观众无法理解他的电影，他就不会拍。同时我也认为，导演必须勇往直前——在几年之内，黎明总会到来。但是，当然，导演必须确定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关于什么的，因为如果导演只顾一股脑拍片，说“他们理解不了，但是这不重要”，那他就大错特错，并会发现这一点真的很重要。TM:我提起这一点是因为《随心所欲》的开场戏似乎是一个大胆的构思，似乎导演默许了它可能被误解。JLG:也许。但我认为观众在银幕上一看到一点点不寻常的东西，他们就费心思去理解。他们理解的非常好，真的，但他们还想理解更多。如果你展示给他们某人正在喝茶或是道别，他们立马就说“道理我懂，但他为什么要喝茶？”观众不喜欢《女人就是女人》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但它并没有任何含义。如果你看到桌上放了一束花，它会有什么含义吗？这证明不了任何事。我仅仅是希望这部电影能愉悦大家。我想要让它成为一些矛盾的、并列的事物混合体，而没有必要让它们结合，一部快乐同时而又悲伤的电影。当然这一点不可能做到——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但我想同时做到两点。TM:你认为剪辑你的电影很重要吗?JLG:对我来说，拍电影时有三段时间同样重要:之前，之中，以及实际拍摄之后。有些人，像希区柯克，所有东西从头到尾都是精细计算的，所以剪辑就不那么重要。《筋疲力尽》很大程度归功于它的剪辑。它是一部有三个乐章的电影：前半个小时快速，第二个半小时中速(moderato)，最后半小时又回到快速而有生气(allegro vivace)。我在电影开始拍摄之前就有了这么拍的想法，但是极为模糊。《随心所欲》，在另一方面，归功于剪辑的就很少，因为它是由一些并列放置的场景组成的，它的每一部分都应该是能自圆其说的。有趣的是我认为这部电影看上去构思很巧妙，鉴于我拍摄的非常快，似乎是在写一篇文章而不回头检查、更正。我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拍完一场戏而不去试着用另一种方式再来一次，虽然有一两场重拍了一次。但我感觉我必须马上想出我打算拍什么，紧接着就拍出来，而且如果想法是好的，那第一次拍出来的东西也会是好的。《随心所欲》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而同时它又极其不现实。它非常简明扼要：一些大胆的台词，一些基础的原则。我当时考虑，某种程度上说，用画家的方式，正面地面对人物，就像马蒂斯或布拉克的画作一样，所以摄影机总是竖立在演员面前的。TM:即兴创作在你的作品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JLG:严格的说，说我使用即兴创作是错误的，除非我总是在最后一刻写作。我一直用写好的文字（来拍摄），尽管可能经常在拍摄前两三分钟才写完。用演员工作室的那套说法，我的演员在《筋疲力尽》没有任何即兴表演，倒是《女人就是女人》里有一些即兴的尝试。通常，台词是在最后一刻写完的，这意味着演员没有时间来准备。我偏爱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不像雷诺阿或乔治·库克那么擅长指导演员，可以让演员排练一遍又一遍来得到好的表演。我喜欢从背后慢慢靠近演员，让他独自处理好自己的戏份，跟随着他由角色自己摸索的动作，努力把握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突然的、出乎意料的美妙瞬间——正如此，我自己逐渐形成了我想做的是什么的概念。拿《随心所欲》来说，起初的想法是从《筋疲力尽》停止的地方开始。帕特丽夏，在《筋疲力尽》中，是一位我们从后面看到的姑娘，只有短暂的一瞬间正面对着我们。所以我知道《随心所欲》会从一个背对着我们的姑娘开始——我说不上为什么。那是我当时拥有的唯一的想法，而且我不能告诉安娜(卡里娜)太多，所以她会在不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情况下探索，就在我努力想出我的构想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即兴创作，因为我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想法，决定这么拍，然后那么拍...TM:你有没有下一步想做什么的计划，作为导演你会如何继续发展？JLG: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受够了。我在三年里已经拍了四部电影，而且我累了。我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会。让我担心的是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用电影的方式思考了，但我不知道这是坏事还是好事。在我拍摄《筋疲力尽》和早期短片时，一段珍·茜宝的镜头会从纯粹“电影化”的角度拍摄完成，确保她的脸正好是在符合电影感的角度上等等。现在我只是随意的拍摄，不去担心它们会不会以电影化的方式呈现。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Vivre sa vie: Film en douze tableaux-1962   序幕：将你借给他人，但把自己留给自己。  娜娜只是一个普通的巴黎女孩。普通得，不觉得她能够成就什么。  影片的第11幕很好玩，娜娜在餐馆遇到哲人。“突然间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常常出现这种状况：我知道我想说什么了，我在想那是不是我所想的，但就当要说的时候，我就说不出来了。”这是娜娜的开场白。  事实上，类似的话，娜娜在第1幕也说过，关于说话和思想和行为：我们谈得越多，便越没有意义。你说爱我但你不觉得我特别，我已经不太喜欢你了但却依然觉得你很特别。  餐厅的哲人跟普通人娜娜说康德和黑格尔，从《三个火枪手》开始，当Porthos突然想起要思考一下怎么跑，步子要怎么迈，他就突然忘记了该怎么跑，于是他便被自己放的炸弹炸倒了。  娜娜也不止一次说过，万物皆本色。或许说话就是说话，思考就是思考，行为就是行为。然而，每个人却要为自己的说话行为所负责。即便你忘了要负责，依然要你负责，这负责依然会担到你的头上。  第2幕的娜娜在唱片店，Godard给她的标题是“随心所欲”。当时她在为一位客人寻找唱片，然后带客人去埋单。这是娜娜的工作，有点单调，有点轻佻。“万物皆本色”，娜娜想做女演员，然而却一直在做普通人。娜娜可曾看清自己的本色呢？娜娜又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第3幕，娜娜看的电影是圣女贞德。贞德获悉自己要死的时候她说：上帝知道我们最终的路途，但我们最后才会知道。贞德的上帝没有把她救出“la mort”，只不过我们又没死过，怎么知道死就一定是不好的呢？  我还蛮喜欢第8幕的，想不到Godard能把这个故事说得如此“有营养而不色情”。蔡明亮拍《天边一朵云》的时候，包括他自己以及李康生陈湘琪杨贵媚都陷入了一种困惑，就是自己拍的究竟是不是A片？我想，喜欢新浪潮的蔡明亮不可能没看过这一幕，妓女是一个行业，就跟唱片店售货员一样。有自己的规则。当城市街灯亮起，莺莺们开始新一轮的绝望。夜晚是绝望的，就像阮玲玉的神女一样。这些以妓女为职业的走投无路的巴黎女子亦然。  第9幕，娜娜怀疑自己是否幸福。在俱乐部，点唱机，她跳舞，然而却无人回应，在场的三个男人，惊异而拒绝的眼神。  第11幕是很多人的挚爱。这个老人家很可爱。他为这个巴黎普通妓女娜娜讲哲学，讲思考、讲谎言、讲爱情。沉默中言语背叛我们，而我们又背叛言语。说话的生命，无声地死亡。  第12幕，Godard所说的“不是新的起点，而是终点”。我们看到大幅的电影海报“祖与占”，同样一部关于生活最终爱到绝望而死的电影。当然，这是特吕弗跟戈达之间彼此心照不宣的话。  娜娜倒在员工餐厅的门口。  这一幕的开始，是一个画家和妻子的故事。画家沉溺于自己的画，画中的妻子是如此完美，而当画作完成，募然回头转看身边真实的妻子的时候，发觉她已经死去。  这部影片的音乐特别出色，节奏也很有逻辑。戈达当时的女神Anna Karina演绎得很精彩，演员一直回避镜头，然而也有那么一些偷瞄镜头的俏皮。  喜欢这部影片，因为当中就包括了很多个故事，圣女贞德、三个火枪手、画家……万物皆本色，逃离不了命运的娜娜，生活给她的不幸，她回应生活的随性和美丽，就跟戈达的超然一样，让人难忘。

娜娜在唱片店跟哲学家Brice Parain聊“语言能否表达真实”那段，我反复看了三遍。一个妓女和一个老头，在咖啡馆里讨论说话的欲望、沉默的冲突，戈达尔用固定镜头把哲学课拍成了情欲戏码——安娜·卡里娜的眼神里全是空洞的渴望。豆瓣8.4分，威尼斯评审团特别奖，戈达尔前妻卡里娜的表演成了电影的灵魂。她卖身时机械地脱衣，跟嫖客说完“我没有灵魂”后独自跳舞，那一刻我突然懂了：碎片化的十二章节不是炫技，是把人生切成切片给你看——你找不到因果，就像娜娜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很多观众骂它沉闷、看不懂，但戈达尔本来就没打算让你舒服。他故意让角色对着镜头讲话，让声音和画面错位，甚至让娜娜被枪杀时背景音乐是轻快的。这种冒犯感恰恰是他对现代生活的诊断：我们在自由里迷失，在欲望里孤独，如果你只想看个故事，这片子是灾难；但如果你想在电影里跟导演吵一架，这就是神作。看完那晚我失眠了，脑子里全是卡里娜的脸——她到底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戈达尔用这部电影杀死了所有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