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有两部非常期待的剧集。一是凯特·温丝莱特3月3日播出的《政权》,二就是3月14播出的这部《大巴上的女孩》。前者聚焦于一个独权体制下的总理,后者聚焦于4位追逐政治新闻的记者,同样都是HBO出品的剧集,却没想到这次凯特·温丝莱特却翻了车。女性主义在《大巴上的女孩》里大放光彩,不仅有政治与女性主义的杂交,多元的种族话题,更是观察到了社交媒介对于公共新闻的冲击。这部看似沦为炮灰的女性群像剧,却夺走了《政权》本该有的高度和深度。

赛迪是一个才华横溢但鲁莽的年轻记者,会毫不顾忌地在写作中展露对某个候选人的偏爱,这样的非客观性让她的作品内容备受争议。但赛迪独特的文笔又一次次让编辑臣服,她善于发掘人物故事中的细节,给予文章动人的情感。

格蕾丝是一位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记者,家境优渥的她拥有很多人脉、资源和独家消息,褪去了年轻人的躁动和浮华,格蕾丝总是有一种胜券在握的稳重感。与此同时,格蕾丝还是一位女儿的母亲。

金伯莉是一家保守派报社的黑人女记者,一名用以装点门面的装饰品。虽然金伯莉知道自己的处境如何,她依旧非常努力勤奋的工作,但无论如何也拿不到报社的核心资源,也更不可能真正得到上级的认可。

诺拉不是一名专业的记者,是一名网红,她决心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青少年关注政治。虽然一开始被专业记者们鄙视,但不可否认的是诺拉的社交媒体粉丝数比华盛顿邮报的订阅量还多,她也在后续的剧情中奉献了独特的力量。这一惊人的事实恰好说明了新媒体时代下意见领袖从专业新闻媒体到个体的转移。

观众对于《政权》的想象,涉及到女性执政人在选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是女性执政人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挫折等。虽然是虚构的影视内容抒写,也能一定程度上推动现实中妇女参政的比例,并且在传播层面上让大众认可女性执政人存在的可能。但《政权》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描绘了一个威权体制下埋葬自己统治的总理,与“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的《塔尔》同理,两者都走得太远。

反观《大巴上的女孩》,剧中的4位记者拥护着一名叫做费莉希缇的候选人。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费莉希缇表示自己理解内华达人名真正的需求,她会努力推动同工同酬。在场的一位男性反对者却说到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费莉希缇这样焚烧胸罩的女人,女性的地盘在厨房,女权主义运动摧毁美国、摧毁家庭。

焚烧胸罩正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代表行为之一,起源于1968年美国小姐大赛的抗议,她们将胸罩,腰带,尼龙和其他紧缩衣物被扔在垃圾桶里,意味着对现代美容文化的严肃批评。而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纷纷通过焚烧胸罩来反对父权制。在围绕女性历史的所有神话中,胸罩燃烧一直是最顽强的,女权主义者亦可称为胸罩焚烧者。

费莉希缇好不留情地对该男子进行反击。“所以像我这样的胸罩焚烧者要扛下国家衰亡的责任?或者真正的问题是像你这样的男人,自以为身来有老二就高人一等?”随着,费莉希缇当中脱下了自己的胸罩并重现了焚烧胸罩的壮举。

《大巴上的女孩》就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职业做出了一份更加”冷血无情“的回答。格蕾丝经常忽略女儿打来的电话,通话到一半也会因为手里的突发情况果断挂掉电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格蕾丝不爱女儿,夜晚忙空后她也会回拨过去关心女儿的一天。职业女性的形象受到了女儿的抨击,尽管从小到大都有父亲在身边照料自己的起居,但女儿还是会责怪母亲爱工作胜过家庭。似乎女性与母职天然挂钩,在这个家庭中,父亲承担了传统意义上母亲的身份,已是大学生的女儿也不再需要细心呵护,为何子女对于母亲、社会对于女性始终有更多的期待?反观当下,为何成功的男性从来不面临这个困境,进一步引导我们去思考社会性别分工里存在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去思考母职惩罚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格蕾丝面对女儿的质问,冷血的回答:我花大半辈子打磨我的履历,就是为了不只被当作一个母亲;随便哪个混蛋都可以生小孩,而我的团队拿过3次普利策奖;我的事业会是我讣告的开头,而你,亲爱的,排在之后。刺骨又冰冷,格蕾丝给我们塑造了荧幕反母职范本。我永远不止是一个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