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结尾，当字幕揭晓查尔斯·卡伦在16年间杀害的病人有可能接近400名时，相信所有观众在震惊之余，心中也会同时涌起一个巨大的疑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白衣天使，暗中却是个将屠刀伸向自己病人的冷血杀人魔。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影片对此却全然没有解释。导演说，这是他有意为之。
2004年4月，查尔斯·卡伦站在萨默塞特郡法院的听证会上
在接受采访时，导演托比亚斯·林道赫姆坦言，影片“有意让卡伦的个人生活笼罩在神秘之中，拒绝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对卡伦产生认同心理，或是对这个人物过于着迷……因此电影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正确的人身上，而不是敞开大门，潜在地推崇错误的人”。这种影片的创作理念当然应当鼓励，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而言，我不得不说，导演有些用力过度了。整部影片为了秉承“冷静客观”的原则，几乎除了再现艾米·劳伦视角中的故事以外，再也没进行任何主观表达。虽然这的确在表演方面给了小雀斑和劳模姐极大的发挥空间，但这种做法却也同时使得剧中角色终和观众隔着一层厚厚的窗纱，让人看不透，摸不着。因此，为了满足自己朴素的好奇心，我翻阅了一些媒体对影片创作团队的采访，以及卡伦案相关的资料，希望从那些真实人物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也给同样有疑惑的朋友们提供一个解读的空间。艾米·劳伦的解释艾米·劳伦本人在接受CBS电视台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埃迪（小雀斑）的演技令人难以置信，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的朋友查理又出现在眼前”。
真实的艾米·劳伦与劳模姐对比
“朋友”，时隔近20年，她依然如此称呼查尔斯·卡伦。2003年，当查尔斯来到萨默塞特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时，艾米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害羞、敏感、说话轻声细语，不仅业务能力出色，而且与自己“臭味相投”，无论自己说什么笑话，对方总能接住自己抛出的梗，因此两人迅速就成了要好的朋友，谈论的话题也逐渐延伸至各自的家庭。查尔斯向艾米讲述说，自己来自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的工人阶级家庭，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幺。他的父亲在他仅有7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而母亲则在他十几岁时死于车祸。查尔斯说自己小时候一直被他的同学和姐妹们的男朋友霸凌欺负，童年生活“悲惨无比”，在他9岁的时候，自己就尝试着喝下化学试剂自杀。这种脆弱感激起了艾米的保护欲，她感觉眼前这位有着忧郁气质的男人和自己有几分想象，同样遭受着童年的创伤。当然，让两人之间拉近距离的并不仅仅是相似的经历。就像电影中展示的那样，艾米向医院隐瞒了她患有心肌病的事实。因为害怕被医院开除，失去医保，艾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违背医嘱，带病工作。这种危险状态直到查尔斯的到来才终于发生了变化。在无意中发现艾米的病情后，查尔斯主动分担了艾米的工作量并帮她掩盖了病情。
艾米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查尔斯）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他非常明白如果因为病情原因而无法工作的话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身体无法继续工作的那些晚上，是他帮助了我。”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让艾米与查理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当后来鲍德温和布劳恩警探找她调查情况时，艾米第一反应就是为查理辩护，她认为警方说的那些事情绝不可能跟他有任何联系。因此，当后来种种线索摆在面前，证明这位平日里彬彬有礼，待人亲切的好友心中竟然藏着如此恐怖的阴暗面时，艾米心情极其复杂。她曾在不同的采访中屡屡提到一点，说感觉查尔斯的内心就像有两个人存在。她很内疚自己没能及早发现这一点，因为这本可以挽救很多生命。“背叛我的一个朋友不是我的天性，但我当然知道我必须这样做。”这一点也使得她后来在餐厅约查尔斯见面，以及审讯室中劝解查尔斯时，对查尔斯说的那些话是发自真实的情感，而这种“真诚”也正是查尔斯最后之所以愿意坦白罪行的原因——至少艾米是这么认为的。
艾米同样想搞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朋友会有杀人狂的一面。在查理入狱后，艾米仍去监狱里探望他，但最终，她并没有找到答案。后来在采访中，艾米曾经透露，尽管无法证实，但根据自己和查尔斯相处的经历，她认为自己这位朋友
很可能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他如此痴迷于杀死自己的病人，这是一种强迫症的极端案例。查尔斯在童年时期被人欺负，他常说那是永远会让他感到悲伤和沮丧的时期。也许他沉溺于杀人的欲望从那时起就已经悄悄植根于他心底。饱受虐待的环境对他的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逐渐开始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取快乐，并最终通过杀死病人重新找回自信心。他在过去的岁月中其实曾经多次呼救（入狱前共计自杀二十多次，并数次接受抑郁症治疗），但是无论是社会体系还是医疗机构，却都没有为他提供有效的帮助。
原著作者的理论《良心护士》的电影剧本改编自查尔斯·格雷伯2013年的著作《好护士：一个有关药剂、疯狂与谋杀的真实故事》(The Good Nurse: A True Story of Medicine, Madness and Murder)，在格雷伯看来，以赚钱为目标存在的医疗体系才是这一切的根源——作为病人托付自己健康和生命的地方，医院却疏忽了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治疗者的责任。电影中当被问及作案动机时，查理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他们没有阻止我。”但在格雷伯看来，查尔斯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其实完全是医疗系统长期纵容的结果。查尔斯在十几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医院当时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并没有立即通知他母亲死亡的消息，然后擅自火化了尸体，没有给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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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为马丁内斯夫人擦拭遗体的这段情节对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极为重要
这件事情对幼小的查尔斯留下了怎样的创伤我们不得而知，但作者认为，这很有可能对他的潜意识产生了影响，让他意识到医院能怎样利用系统漏洞来逃避自己在病人死亡中的责任。于是多年后，他利用同样的漏洞，杀死了自己手中的病人。他非常肯定自己不会被抓到，这并非是因为他的技巧有多么高明，而是过去的经历让他知道，医院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不利于自己形象的“丑闻”。记者出身的格雷伯对查尔斯做过详细的采访，他说有时候查尔斯认为医院完全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至少其中一些医院对此有非常强烈的感觉，但是，无一例外的，从未有人去试图查明真相，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处理方式，往往就是给查理写一封正面或中立意见的推荐信然后让他离开，这样查尔斯就变成了别人的问题。这种实质上的纵容，使得查尔斯不断得逞，而每一次谋杀，都让他变得更加自信：医院以营利为目标的本质会让他们做任何事情来挽救自己的“声誉”，患者的健康和安危不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一线医护人员更是被当做可更换的零部件。查尔斯看到了医疗系统的虚伪，他仿佛是在有意利用这种漏洞对制度发起审判——虽然查尔斯从没这样说过，但他好像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在格雷博看来，这简直就是对美国医疗系统最尖锐的批判。查尔斯·卡伦自己的解释当然，旁人的看法都是间接的猜测。当事人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2013年，62岁的卡伦在CBS的《60分钟》电视节目上接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访。面对镜头，卡伦声称，他觉得自己的这些谋杀是在进行安乐死。
查尔斯·卡伦接受采访
“这样人们就不会再受苦了，”卡伦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我在帮忙。”他声称自己难以忍受医院在那些生命垂危患者身上所做的抢救措施。卡伦表示，他给病人“下药”，他们的痛苦就可以结束，不必再忍受医院对他们的不人道待遇。但是，和他共事过的护士却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却作证说，并非所有查尔斯的受害者都是临终病人，很多人在被他杀死之前明明恢复得很好，甚至已经有了康复的希望。况且无论如何，卡伦也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死。卡伦本人在被捕后也承认，虽然他会花上好几天来观察病人的痛苦，但每次谋杀的决定其实都是一时冲动下做出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仿佛都生活在一团迷雾中，他不记得他杀了多少人，也记不起他为什么选择他们。有时卡伦会坚决否认他在某间诊所内犯下任何谋杀罪，然而在查看病历后，他又会承认自己的确对其中某些患者的死亡负责。从上面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中可以看到，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探明事情的真相。也许正如导演所说的那样，卡伦案件中，重点并不在查尔斯身上。即便他的确是因为童年创伤而走上邪路，但这并不是任何人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借口。发生在查尔斯身上的事情，更像是一个杂糅了社会和心理问题的极端例子，我们无法将其归类总结，也难以将其消灭殆尽，只能鼓励大家用无畏和爱来面对它们。只不过，关于影片的主旨，我所不同意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把查尔斯变为连环杀手看做是个不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例的话，那么同样用爱和温柔劝降罪犯的艾米其实也同样缺乏广泛的参考价值。卡伦案后，美国新泽西州在2004年的《患者安全法》中增加了医院报告“可预防的严重不良事件”的责任，并在后续增强法案中要求，医院要对与患者护理相关的投诉和违规记录至少保存七年——这或许才是事件最大的价值：英雄人物的壮举值得称赞，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我们能依靠的，应该是一个可信赖的体系，而不是难以捉摸的个人。参考资料：|《时代周刊》的报道、《名利场》的报道 、BBC的报道、《人物》的报道、《卫报》的报道、DMTalkies的报道、《快报》的报道||维基百科关于查尔斯·卡伦的词条||维基百科关于艾米·劳伦的词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