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的审判

看这部电影的人莫不会被女主角Paulina所述说的故事吸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女人显得那么神经质，提出的证据都是容易磨灭或变迁的主观体验，难以作为审判认定的证据，再加上她的丈夫Gerardo在劝她平静的时候也提到了她过去的误认经历，这些都构成否定性的证词；然而，被审判者Miranda医生最后偏又尽情吐露了作为一个色情施虐者的内心体验，尽管这是在严刑逼供之后，是在最后也是最严肃的威胁之下，在悬崖前，但是对体验而不仅仅是行为的描述使得他的供认显得那么真实，从而审判的天平变得无法确定倾斜的方向。真相到底是什么？看着音乐会里Paulina和Miranda以及Gerardo三人的视线交流，关于真相的问题，可能就更令人疑惑了。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Paulina对于《死神与少女》这支四重奏会产生创伤后反应，她听到这旋律的时候需要紧握丈夫的手来支持自己。她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创伤经历呢？根据Paulina的故事，在反独裁的斗争中，她为了掩护男友Gerardo而被秘密警察抓起来施以酷刑，Miranda医生受秘密警察雇佣，先是照料她的伤情，之后又对她进行了色情施虐。这些施虐便是伴随着《死神与少女》的旋律。而Miranda医生坚持自己当时并不在国内。他们便是这场审判的控方和辩方。但不幸的是，控方同时也是审判者、有权力者。审判中本应当存在的三方缩减成了两方。Gerardo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软弱的中立状态，时而同情Miranda，时而袒护Paulina，他所象征的法律在很多现实情况下也是如此的无力，尤其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审判的目的是要Miranda承认当年对Paulina犯下施虐罪行。Paulina也想报复，但并未实施。虽然她说：“我想强奸他，可是，我不能。”但这不是她未实施报复行为的原因，真正原因在于，当她身心俱损地出狱时，发现Gerardo正与情人在床上。这一事件给她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Paulina像秋菊一样执着，希望且仅仅希望得到当年罪人的供认不讳。那么这承认对她有何重要意义？秋菊的执着是因为她“把自我价值投射到了他们家男人那‘要命的地方’”，而Gerardo的爱情也是Paulina自我价值所在。她隐姓埋名在半岛上幽居，极少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我们都难以想象她每天的日常生活内容。她能够怎样被定义呢？唯一的线索是对Gerardo的依附。在这么多年里，她一直都向丈夫隐瞒着当年受虐的具体情况，因为她认为一旦说出来那些事情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这种说不清是爱情还是依附的关系也将变得危险。而且如果当年的痛苦无处安放，即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那么随后发现Gerardo的背叛就更加难以承受。这便是Paulina会既冷峻又狂热地审判Miranda的原因。这场审判以Miranda的坦白而告终，Paulina得到了她想获得的确认，也得到了Gerardo的爱情的巩固。一般来说，如果嫌疑人自己供认了罪行，那么就没有什么多余的枝节了，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却还有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审判过程。在音乐会上，Miranda与Paulina对视后，又转头向孩子微微一笑，非常和蔼而且镇静。Paulina的眼神有些愤恨，Gerardo则显得有几分嫉妒。如果之前真的发生过如此残酷的审判，这种眼神交流又该如何理解呢？所以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这场审判仅仅是一个幻想，衣冠楚楚地坐在音乐厅里的绅士淑女不安分的头脑中的一段性幻想的话，它的合理性怎么样呢。在这个故事里，Paulina起先曾经是受虐者，受到诱惑、强奸以及羞辱，在后面的审判中又成为施虐者，她对Miranda施加的刑讯可以说是强奸的变形，既有暴力、惩罚，又有性刺激。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Paulina的一个施虐受虐幻想。尤其这个幻想故事当中还被掺入了一些同样包含有相似性质、但更富装饰性的元素，比如青春、学生革命、牺牲……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舒伯特的四重奏曲名中得以囊括——死神与少女，破坏驱力与力比多。不过施虐受虐幻想基本上主要与力比多相关，而不是与破坏驱力相关。施虐受虐幻想所追求的是快感，不是毁灭。这正好解释了Paulina不杀死Miranda的原因。施虐倾向的根源很容易在正常人中见到。施虐倾向相当于性本能中的攻击性因素，只是它变成一种独立的夸张的因素，占据了主要的地位。(Freud，出处待考) 受虐倾向不是性本能的直接表现，而是施虐倾向转向自身。性幻想中既有单纯施虐幻想也有单纯受虐幻想，不过在人的欲望中往往是施虐受虐欲望都存在，只是在幻想当中可以将施者和受者分裂，形成不同的幻想过程。在这个电影里演出的故事中，不仅存在着施虐与受虐的分裂，还有角色交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富于想象力的。在施虐受虐幻想当中，负罪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说：“在受虐幻想中，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内容，即负罪感。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犯罪性质是不确定的)，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弗洛伊德还说：“就我所知，在施虐倾向转变为受虐倾向的过程中，负罪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出处待考)然而影片中正好演出了一个反向的过程，Paulina是从受虐者向施虐者的转化，这种变化令我不得不去设想，可能是她将这种负罪感向外投射到某人身上，才发生了这种逆向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Miranda会供认自己施下虐刑，因为Paulina完成了受虐幻想，满足了赎罪的欲望，此时她便可以释放自己较为有力的和求生的一面，她需要有人接受她的负罪感，而形成施虐快感，她选择了Miranda。这种施虐快感相当于攻击所带来的快感，根据其幻想中泄漏的一些细节，我们也不妨设想，Paulina所要攻击的可能就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疑心丈夫发生了外遇。但同时Paulina却不敢直接攻击丈夫，即使是在幻想当中也做不到。其原因有可能是丈夫被她投射了一些对她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譬如正义（她的丈夫是个律师）、权力（做委员会主席）、依附关系等等。将这样重要的形象摧毁是她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有了Miranda这个倒霉鬼。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出其他的解读。为了能产生更多其他新奇或者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我们还会不厌其烦地重新翻出电影来考证细节。那是因为观看电影的过程和上述的两种解释仍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头脑中的施虐受虐欲望。我们需要将这电影吞噬、咬碎、消化、排泄、然后再次把玩，我们籍此将我们过多的力比多释放。真相就在此中。（所有涉及弗洛伊德的引文均来自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原始出处待考。）

受难使人完整。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成年的病态源自于儿时的刺激。”如果把“儿时”改成“过往”，不仅对于影片主人公波利娜，还是波兰斯基自己，都是一种致命的贴合。波兰斯基的卓尔不群在于，无论是多少人性、历史、当今局势、尘封政治的主题都不会给人大而不当的慌乱感，主题的宏大向来都有以小见大的纵深放大性。电影的“演出性”不重，似乎导演人工藻饰的痕迹可以被情绪与气氛的内在掌控掖合的匿影藏形。无论是二战创痛的平静克制(钢琴师）、政治丑闻的臭名昭著（影子写手）、两性较量的三人行（水中刀）、惊波逆转的缜密叙事（唐人街）、情与欲的水乳交融（苦月亮），还是这一部包含了以上特征的《不道德的审判》，波兰斯基都在用“不去劈头盖脸责难，不去口诛笔伐批判”的中立态度继续那些宏大主题，再捎上一段段仅属于特定年代的故事，剩下的边角料，可以技术性的归功与他对光影色彩的情绪性把握。关于这个电影的审判，三个人物，两男一女（水中刀的记忆不咏自来）；紧凑的情节设置；大量封闭式场景的空间调度；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波兰斯基极尽可能的在人性反差上给予不置可否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各种政治历史的主动开路，让大家对米兰达的人性转变失去了大刀阔斧的批骂之风，似乎他的人格污点也因历史污点给人们对于时代前提更多的理性考量。毕竟，较之电影前大半部分米兰达的义正言辞，他最后的“内心剖白”为提亮剧情层次和揭示人性复杂起了动人的功效。循序渐进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的金科玉律。关于女主角，我想起鲁迅说“敢于趴在敌人尸体痛哭之人，方为真脊梁。”关于她最后的放生，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受难后自我交待的必要形式。有了这个必要形式，最后“故人”相见同听《死亡与少女》的场景，才可以让观众一边看他们的秘而不宣，一边为兴师动众后的平淡结局触目惊心。

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在片中响起时，不是优雅的室内乐，而是冲突的背景音。这首曲子贯穿整部电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波利娜封存十五年的创伤记忆。波兰斯基用一首乐曲、一个声音、一种气味，就把观众拉进一个人无法确定是否真实的陷阱里。影片不过三个演员、一个场景，却制造出豆瓣8.1分（约4万人评价），柏林金熊奖提名，这些数字背后是波兰斯基对人性幽暗地带的精准勘探。他本人就是暴力与司法不公的亲历者——妻子被杀害，自己被指控性侵，逃往欧洲——所以当他拍一个“受害者私刑审判疑似施暴者”的故事时，那股冰冷的怀疑主义简直刻进骨子里。本·金斯利饰演的米兰达究竟是不是凶手？有意思的是，西格妮·韦弗饰演的波利娜究竟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电影从头到尾悬而未决。那盘磁带、那个声音、那些气味，所有“证据”都只存在于波利娜的感知中，而我们作为观众，被剥夺了上帝视角。这种叙事策略粗暴地撕开了“正义”的伪装：当公权力失效，个人的记忆和情绪能否成为审判的依据？波利娜的丈夫杰拉多作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他所信仰的法律程序在这场私人审判中不堪一击。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结尾。米兰达被释放，波利娜坐在钢琴前，舒伯特的旋律再次响起。她脸上没有释然，没有确信，只有一种巨大的空洞。波兰斯基拒绝给出真相——也许真相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创伤如何蚀刻一个人的灵魂。唯一的光源是窗外，但照进来的不是希望，是更深的灰色。如果非要挑刺，剧本的舞台剧痕迹太明显——三个人物的对话太工整，每句台词都在导向下一场爆发。但波兰斯基用表演和节奏把舞台感压下去了，让观众忘记了这是改编自戏剧。这电影像一根刺，扎在“正义”这个词的胖肚子上。它告诉你：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绝对的痛苦。而痛苦，会让人变成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