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氏451度

没有永远的铁板一块，个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决定了在表面的统一和同色中，必然存在着分歧。压制的落后的简单的专制的粗暴的痛苦的，都必定是人们躲避不及的，他们会寻找个体的精神出路，除非这个人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只为满足物质的需求而填塞，没有精神的追求而延展。 这是我看《华氏451》的观感。 促成消防员莫塔格的转变，是与克拉丽丝的交往。克拉丽丝和莫塔格从轻轨下来后，克拉丽丝问莫塔格是否看过自己烧毁的那些书，莫塔格回答没有，并说了三个原因，分别是：看书是被禁止的，没兴趣，有更好的事情做。而更好的事情是什么呢？ 接下来，他和妻子琳达观看了一段可以互动的对话，琳达非常欣喜自己的反应，觉得自己有演员的天赋，因为电幕里的人对她的回答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可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只是简单机械，人云亦云地重复一遍无聊问题的无聊答案，她却胆战心惊、仿佛面对重大考验似的。她那样的迟钝，却得到那样的肯定，莫非制度鼓励迟钝？阅读书籍不一定变得开放、聪明、反应迅捷，却可以使人们情绪波动、思考、问为什么。正是反复追问“为什么”，揭示了本质、照亮了被隐蔽的事实，使更多人聪明起来、计较起来。 不断偷书回家的莫塔格，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愿回头，因为现实是如此简单乏味没有乐趣。消防员实质上是思想警察，背弃了自己现实职业的莫塔格，沉溺在自我精神世界的小乐趣中，使他进入更宏大场景，体会到现实的悲哀的，是那个自焚的女人。 她的自焚无疑给莫塔格带来巨大的冲击——人竟然可以为了虚无的精神追求如此无畏、如此捐躯——而没有精神追求，人和猪有什么分别呢？自焚也让莫塔格彻底看清了消防员制造的悲剧，对人们的伤害。很多人不了解自己做的事是怎样的卑污，就在于他们没有直观地面对自己制造的恶果的苦难，没有细想那些意见是否有道理，只看到了人们反对他们，没有想人们为什么反对他们。 警官说小说没有价值，在电影里，莫塔格给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每本书背后都是一个人。是啊，每本书都凝聚着一个人的思考、行动，他的——生、老、病、死，她的——酸、甜、苦、辣。 用焚书坑儒式的方法来钳制思想、谋求人们的绝对平等，似乎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统治者希图以此将现实置于苍白简单平等无异议之中，但存在了总归是存在的，书籍只是媒介，思想与文化的传承在于意见的交锋、融合、传扬。那是种远远超出冷酷坚硬现实的软性覆盖，岂是专制、封杀、查禁所能杀灭的？如果每个人的头脑中还有自己的私欲，那么让他（她）成为公有的某种物件就是不可能达成的痴心妄想。让那些不同自由存在、彼此攻讦，难道不是个简单快意的处理方式吗？而现实常常把百家争鸣搞成百家峥嵘。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事情距离自己遥远，但是具有悠久焚书坑儒传统的国家，限制出版物与焚毁图书有什么差别呢？其实秦朝并不是中国，但是我们习惯上把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事按在自己头上，即便这事并不光彩。 这部影片主旨出现在克拉丽丝家被突查后，其邻居若无其事地对莫塔格说明了一个现象：喜欢看书的人家没有电视——他们有自己的信息来源，不再接受单级信息源的操弄，而不看书的人家都有天线，都看中央台。 当局一方面焚烧图书、抓捕看书的人，一方面用红色宣传车和莫塔格“被杀”恐吓民众。包括警官对莫塔格说的“加强团体精神、组织娱乐”，“让他们继续忙着，也让他们开心，那是问题所在”。这些所有呈现了纳粹的特征。 影片结尾是很牛叉的写意。一群被现实放逐的人们生活在自己的伊甸园里，尽管环境艰苦，但是他们可以从容地按照小说中的人物命名自己、虚拟自己的生活，而不必担心打压和人身安全，这算是对现实的嘲讽与反抗吧。一个叔叔在去世前教侄子背诵下来一篇小说，正说明了思想是看不见、抓不住、打不压、杀不灭的观念传承，它附着在图书上，图书只是媒介——它形式上的存灭并不重要的。 我一直收藏着《读书的艺术》封面的话，放在这里作为结尾我想是合适的——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他的生活是机械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自己这个身体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

作者：Pauline Kael (The New Republic)译者：csh译文首发于《虹膜》有一些相当愚蠢——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是精明的——伎俩，却有着十分强大的、几乎是长期的公众影响力。以它们为基础的书籍、戏剧和电影，不需要做得非常出色，就可以成为流行：读者和观众们都会对它们作出回应。有时，设计这些伎俩的概念实在太过原始了，以至于它们对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有吸引力——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被吸引的原因感到困惑，所以他们就把它们当作是某些复杂得多的概念。「弗兰肯斯坦」就是这些奇妙的、有利可图的「概念」之一。还有一个使用这类伎俩的经典案例，是1945年那部阿尔伯特·列文改编《道林·格雷的画像》的作品。原作小说的基本概念，就是当道林·格雷的画像被邪恶的灵魂摧残时，他本人仍旧保持着年轻、活跃与英俊的特质，不过，改编电影并没有呈现这一概念。赫德·哈特菲尔德从未真正年轻过：他从一开始就显得面如黄蜡、冷若冰霜，他的衰老要超出其他任何角色。但是，无论如何，观众们还是对这种伎俩作出了回应，在它在电视上重播时，他们仍在继续作出回应，而且仍在争论，电影人们应该如何安排角色、实施这些概念。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华氏451度》并不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但其中的概念——相当愚蠢，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精明的——提供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希望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们会想去讨论，应该如何制作出这样的电影。谈论《华氏451度》要比观看它更加有趣。这部电影中探讨了这样一种社会，书籍在其中是被禁止的，与奥威尔的想法不同，它们不是被审查或是改写，只是单纯被禁止、焚烧。爱书之人会到树林中去，每个人都记下一本书，他们就成为了一座活体图书馆。奥威尔将审查制度看作是极权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部影片则与奥威尔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它的某些弱点。《华氏451度》被剥夺了政治性、预言性与告诫的功能，也被剥夺了与焚书相关的、其他种类的压迫与不同形式的系统体制，整部影片在虚空中运作。这种概念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将焚书这种行为，脱离任何的政治语境，用作是一种孤立的、恐怖的幻想。我们熟悉的那种电影，传达的是某种老套的、政治劝诫式的信息，而这种概念，让这部影片成为一种更为原始、表面上更为复杂的东西。当然，这种花招般的、描绘空虚生活的作品，是无法传达书籍的内涵与意义的：我们无法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捷径，来获取文学与智慧的奥义。这部轻描淡写的科幻剧本，无法激起我们创造性的思考，无法让我们理解，如果书籍被剥夺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被焚烧的书中，包括了爱伦·坡的《神秘及幻想故事集》，以及雷·布莱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布莱德伯里也写了《华氏451度》的原作小说。这种装饰性的、略微的自负，让我们更能理解这部影片核心性的自负、空虚与匮乏。其中一位书人，最后可能要奉献自己的生命，以保存一部雷·布莱德伯里的小说，这已经足以让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喜剧了。我们的下一步举措，就是去想象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些混蛋，以及他们接下来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存那些作品——《风流世家》？《天老地荒不了情》？《圣袍千秋》？《冒险者》？《娃娃谷》？我们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了。因为书籍会让人们思考，所以这让当局感到恼怒、不快，所以他们就要烧掉所有的书——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许多书籍并不会让人们思考，印刷品本身对极权主义并不构成威胁。这种对于书籍的观念，显得想入非非，甚至有些像图书管理员的想法。印刷品与电视屏幕一样，是中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回溯奥威尔的那种具有原始吸引力的伎俩，那关乎他看待审查与恐怖的方式。但是，这部影片中的做法，体现了这种伎俩中蕴含的力量，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人们在电影院中窃窃私语，讨论这种对于焚书活动的无意义阐释，他们认为这种阐释是精明的。你可能会认为他们从未读过一本书，但他们仍然愿意将书籍看作是一种具有魔力的东西。当然，这就是这部影片戏弄他们的方式：它将书籍——任何书籍——化为图腾，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观众来说，这就是这种伎俩的吸引力之一，这种力量可能比一些理性手法（例如更详细地探讨审查可能会导致的危险）的效果要更为强烈。焚书导致了一种自由派式的歇斯底里，观众们进行了一些令人恐惧的联想：希特勒、麦卡锡（他是1953年出版的这本书的灵感来源）等等。一位在伯克利教书的女士曾经拜访过我，那时她看到一本书在壁炉里燃烧。她恐慌地指着那本书，我解释道，那是一本关于一位电影明星的肮脏生活的书，而且它还是由别人代写的，我烧掉它是基于环境上的考量，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塞满它的复制品了。但她还是说：「你不应该烧书」，然后她就哭了起来。这部影片背后的这种讨巧的小概念，之所以很难被摒弃，正是因为这种反应，也是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烧书，我们是在剥夺人们群众的宝贵财产，这会带来一种历史性的恐慌，我们不是在烧几本书，而是在焚烧作为整体的书籍。弗兰肯斯坦着力于我们最原始的恐惧，譬如人类不应该扮演上帝，当然还有更为复杂的焦虑，像是科学家可能会扰乱事物的秩序；《道林·格雷的画像》唤醒了我们孩童时期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做过的那些丑恶的、秘密的事情，可能会呈现在我们的脸上，当然它也处理了那些更复杂的恐惧——或是嫉妒——那些美丽的人们，可以摆脱谋杀的罪名，可以变得无情、堕落，而且这一切都不会显现在他们天真的面庞上。《华氏451度》的那种平庸、偏狭的视角，也会让我们的认知回到儿童的水平。影片里的角色看起来并没有完全长大，他们关于如何保存书籍的想法非常幼稚——就像在童话中那样。这些爱书的人在思考如何让文学存活时，使用了一种孩童式的视角。他们没有成熟的概念，不知道如何存续既有的文学传统、如何写书、如何从书上获取知识甚至反抗国家，但他们却可以为了书籍而献身——就像是在玩一场孩子的游戏那样。他们眼中的文学，就像是一座隔壁的图书馆，到了最后，爱书的人成为了一群腼腆的、无害的怪人——也就是书虫。那些美国的艺术电影观众，要比更广泛的大众更具自由主义精神，也更热爱读书，对于他们来说，焚书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伎俩。但是，即使是在科幻恐怖故事的层面上，这部电影还是失败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特吕弗实在是太「艺术家」了，他无法利用素材中那些低俗的可能性。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节奏、悬念、足够的情绪和随之而来的喧闹高潮。他太有品味了，他不会去做一个陈腐的导演可能会做的事情。当奥斯卡·威内尔的角色阅读他的第一本书《大卫·科波菲尔》的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与三十年代的华纳和米高梅是类似的。如果你也无法想象这一点，那么他的面庞如何能够成为胜利的证明，彰显人类在黑暗中寻得自由的荣耀呢？好吧，这本来就是有点可笑的，而且别人可能会比特吕弗做得更好——毕竟他什么也没做。特吕弗非常谨慎，不想让自己太过显眼，所以影片中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化，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去弄清楚，去理解威内尔享受阅读体验的原因，因为他必须一直这么享受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他对于书籍如此痴迷，以至于他愿意为它们而杀人。毫无疑问，在威内尔与诱使他读书的女孩之间，显然存在着通奸式的恋情。但是，特吕弗没有提供任何的人物关系，帮助我们定义这些角色。如果他觉得在制作这种类型的影片时，提供太多的描述性桥段是错误的做法，那么他至少可以赋予他们足够的行动，来定义他们在故事中的角色，难道不是吗？他让朱莉·克里斯蒂同时扮演了妻子和女书人这两个角色，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电影俗套，而且这两个角色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她在诠释女书人时，就和诠释那位不读书的、愚蠢的妻子时一样，无法展现她的表现力的话，那么她就无法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书籍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这位女书人的语言是单调的，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心或是想象力，我们看不出书籍对她产生了什么帮助。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些鲜活的、与书籍呼应的特征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威内尔要回应她的建议、阅读一本书了。而他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呢？这样才能证明他是异端的候选人。在这部影片里，当然需要一些留有生命气息的人，可能有人会说，人们其实就是无法拥有书里描述的那种生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爱书的人，就更应该拥有一些「生命迹象」了。难道他们不该与其他人说着不一样的话吗？难道他们不该从语言中获取更多快乐吗？他们难道不会因为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对语言之丰富性的热爱——而出卖自己吗？导演想要低调，这很好，但他最好还是做得更微妙一点。他不能只是退到幕后，仿佛他认为以某种方式、或是以另一种方式推动情节，是一种庸俗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批评成为了对电影的重写：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他原本的意图，但我们必须自己为事物赋予足够多的意义与联系。因此，当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谈论，我们自己可能会如何拍摄这部影片。在影片中存在着少许「动人之处」：那些无书的人会失去记忆，这样他们就没有过去和历史了。他们会沉迷于过去的语言：首席焚书者（西里尔·库萨克饰）非常机智，他从作家们的反抗中，找到了书籍之无意义性的证据。但是，这些动人之处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它们实在是不够用。这部影片实在过于无精打采，以至于我们看到了那些「花哨」的惊悚片所缺乏的一切——特吕弗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得以注意到影片中的不一致性。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阅读了：那么为什么要教他们？为什么那些书人将图书馆藏在城镇里，而不是将它们走私到树林中？（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可供借书的图书馆吗？）为什么要让主角向他的同行展现自己的愧疚，如果这件事不会造成任何结果的话？为什么要让威内尔和另一位消防员（安东·迪夫伦饰）之间产生敌对情绪，而这位消防员从未成为影片结构中的功能性元素？为什么逃到树林里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这部影片中的出现的动作常常与主题无关。好吧，如果它们很巧妙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并非如此。当然，如果这部影片存在节奏的话，如果它有目的地发展的话，如果其中的情绪让我们吃惊、引起我们的兴趣的话，那么情节中的所有漏洞都可以成为影片的镂边或是通风口。为什么不呢？诚然，这是特吕弗在制片厂制作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减缓了拍摄速度，拍摄过程也变得复杂），而且它是在英国制作的，采用了英国的技术人员，使用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虽然特吕弗不讲英语）。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影片中对话的时机和词型变化并不准确，为什么剧本听起来像是由未读过书的人所写的。换句话说，他已经被连根拔起，与以前的同行者们分道扬镳了。商业环境使他成为了难民，他必须面对拍摄速度与效率方面的日程压力。在三、四十年代，那些进入好莱坞的欧洲天才们，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压力，所以，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去期待，《射杀钢琴师》和《祖与占》中的那种自发性与浪漫性了。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至少看到一点灵光吗？特吕弗想要制作《华氏451度》：就算我们可以理解语言和技术上的障碍，但是，为什么他的影片不能更具想象力一些呢？为什么他的想法变得如此枯燥？为什么人物变得如此乏味，他们的处境变得如此平庸、笨拙？为什么成片显得如此不完整？我可以提供的猜想是，由于特吕弗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崇拜，它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才能——他的天赋是展现生活的丰富性，对他来说，他成为最伟大的法国导演让·雷诺阿的继承者，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在希区柯克的商业宝座上，他成为了一个该死的赝品——他的热情与敏感，会成为他坐上王座的阻碍（罗曼·波兰斯基和其他数十位导演，将在他之前抵达王座）。特吕弗无法使用希区柯克的技术，因为它们是为了某些经过严格控制、受到大量限制的事物而设计的，而且它们是为了迫使观众作出回应（当然，也得让观众享受它们）。希区柯克是一个微型领域的主人：即使是他那些有趣的变态想法，也不过是二维或是三维的。而特吕弗的天赋，并不在于围绕着一些花招般的情节，建构小型的人工世界。他所擅长的东西，是去开拓这个巨大的世界，是在松弛、包容、自由、随和的情况下，去制作他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