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6月下旬，我以抛开书本文字作者的身份成功申请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媒体证，从而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电影节氛围，也借这个机会与上海这座城市来了次亲密接触。对于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媒体是有特殊场次可以提前观影的，但因为个人原因，我在正式开幕前只看了《一间自己的浴室》这部影片。其他影片都是在首映后分开观看的，包括主竞赛单元的《离婚》《成年人》《她的重生》，亚洲新人单元的《一屋三夜三谋杀》，“霓虹映画”单元的《消失的女儿》，“戛纳零时差”单元的《前往未知之地》和《阿曼德》，基本都是外语新片。相比于华语新片的“星光熠熠”和经典影片的“一票难求”，上影节的外语新片显得凄清很多，每场都留有不少空座，网络上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本次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的《离婚》，就是评论两极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变革和妇女解放，作为这部影片的两个关键词，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庐隐、丁玲和萧红等中国女性作家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们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书写着自己对于人生的惶惑、对爱情的想象、对历史的洞察，虽然不可避免地延用着传统男性文学的创作惯例，然而，正是那种大胆的、坚定的表达，让女性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记，也为历史添加可贵的注脚。因此，在我看来，《离婚》所具有的局限性，或许正是其可看之处。最后，受制于文化上的隔阂，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影片所展现的这种生存状态与今日的哈萨克斯坦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如果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导演对过去一段历史的精心截取，那么其虽然不乏艺术价值与情感深度，但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让人满意的。另一方面，如果影片所揭示的历史病症——无论是女性地位的边缘化、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还是对传统习俗的反思——在当代的哈萨克斯坦社会中依然处于不可忽视的位置，那么，这部影片的表达便显得更加深刻且高明。

这则离婚故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革命与传统交替的时刻。过去的婚姻规则已经失效，新的规范还未建立。男人女人同样感到茫然。当婚姻出现了问题，应当找谁去倾诉，又找谁去做主呢？离婚故事向来都是讲述社会变革、风气转化的好题材，现代文学中，老舍和鲁迅都曾以此为题。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离婚》试图聚焦处于革命话语与传统信仰夹缝之间的男女关系。片头，村里正在上演一出传统剧目，关于女性应当服从丈夫的主题。毛拉（伊斯兰教先生的尊称）挥舞着鞭子，对跪地的女子呵斥，“女人不可直视丈夫，天堂就在女人脚下，所以女人必须牢牢盯着自己的脚下。”村民们席地而坐，他们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愚夫愚妇，一位老嫂子甚至分不清虚拟的剧目与现实的区别：她吵嚷着让剧中等待受丈夫鞭笞的女人快点逃跑，结果差点因为制造噪声挨了在场男性观众的一记耳光，因为她缺乏管教，影响了其他观众。“如今女性自由啦，她们想去哪就去哪，想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不能欺负她们。” 革命代表与村主任从天而降，中断了演出。他们携带着一卷红布，向村民们传递最新会议精神。苏维埃政府不仅解放穷人，也解放女性：从此以后，妻子与丈夫的地位平等。说罢，代表鸣枪示意。现场最霸道的男子也垂下了脑袋。

前半段几乎昏昏欲睡，一个镜头要定格良久，也没什么波澜的剧情。直到女主角半夜离开，在宣传着女性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的社会，做了别人的第三房妻子。在审判时，问她是否自愿，她只是长长地低着头，新丈夫代答“她自愿的”，最后“喜大普奔，法官牵走两匹马。 天真的孩子第一次第二次祈祷，都露出了笑容，直到第三次祈祷，聪慧的大人观众知道，祈祷是没有用的，生命注定逝去。这一点细碎的喜剧成分竟然最后落为最伤感沉重的悲剧结尾。 全片都是这样，没有大喜大悲。厚的化不开的雪，厚厚的毛毡，灰色的天空与山，全片都是这种厚厚的、沉重的、什么都化解不开的基调。单调得乏味的颜色里，唯有红色是鲜艳的注解。 出走前，她屈辱于丈夫让她没有脸面，本该沉浸于情欲时，脸上也只有麻木，还在用伸出的脚踢着婴儿车；出走后，她以为进入富裕的生活，可换来的只有认为她不洁的清洗；然而即使她留下，她也会因为红布被诬陷偷盗国家财产。红色…红色？究竟是革命与人民的象征？还是陷后者于罪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