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珍珠

《一串珍珠》观后杂想：中产阶级的虚荣谁来买单？1925年的默片电影《一串珍珠》带给人的反思有很多，不是仅仅像导演在电影中所说的“劝世良言”——切勿虚荣，而更多的是对摩登城市里中产阶级生活深刻反思：西方的强势消费文化的刺激下，人们所过的不稳定生活，处处危机和风险，追求虚荣的奢侈生活成为共识的同时，也带来了隐患：究竟谁来为虚荣买单？中产阶层虽然有着固定的工资和身份，并没有与之相配的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势，一旦祸患降临，便手足无措。1、 中产阶级表面光鲜，高度西式的生活，出门有汽车，西装革履等，这些也似乎成了他们身份的象征；在西方强势消费文明的推动下，奢侈消费成了一种“面子”，“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经济财富才是衡量人们身份的标签，如高贵奢侈的衣服、鞋帽、首饰等等。正因为社会人员对物质财富的渴求，所以追求虚荣才得以风行。这也就不难理解秀珍和傅小姐都会迷恋那一串珍珠，而玉生和马如龙都默默地支持她们背后的因由。2、 都市消费文化对中产阶级的渗透，商品市场流动加快，人们物质财富的观念也飞速发展。电影中的马如龙和傅小姐的婚姻，里面有很大的经济因素，马之所以会教唆小流氓去偷秀珍的珍珠项链，源于他把“爱情、婚姻”物质化、财富化，这种思想的确是一种都市消费文化的初步展现。很有意思的是，无论玉生还是马如海，在祸患面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私吞公款，可见金融观念也已经在人们脑海中有了深刻印象。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摩登城市的典范，向大家展示了20世纪都市文化的精髓——财富。而在影片的背后，借女人的虚荣惹祸揭示摩登的大都市是万恶之源，暗示出中国传统人民对其的观望、抵制态度。3、 《一串珍珠》写出了两个摩登的婚姻家庭：恩爱平等的玉生夫妇，时髦高调的马傅夫妻；两个丈夫对各自的妻子都是千依百顺、疼爱有加，任何事故的责任都独自负担。尤其是“大好人”玉生为了妻子虚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锒铛入狱；马如海也没有好到哪去，被盗贼时时纠缠、要挟、恐吓几乎丧命。可见妻子们的虚荣最后终归是丈夫在买单，如此而来两个男性就被包装成了受害人，而妻子们则坐在了公平审判的被告席上。可事实是真的这样吗？也未尽然，首先关于虚荣，不尽是妻子一个人的想法，丈夫其实也也已经默认、同意，毕竟妻子的光鲜是丈夫最大的虚荣。其次电影中的两个妻子都没有工作，即使在玉生入狱之后，秀珍也只能找到缝缝补补的临时性工作，这是为什么，电影没有交代，反而觉得妻子靠丈夫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看来虽然这个故事是一个摩登时代的经济故事，可故事的内涵依旧是很传统的。尤其是写出了中国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人情有时候可以战胜法治，人情有时候又一文不值，如玉生夫妇落魄时，众亲戚朋友无人理会，玉生夫妇又因为傅小姐的人情和马先生的悔改，轻易地原谅了马先生，而马氏夫妇重重回报了玉生夫妇，最终迎来了大团圆。4、 关于电影的故事与结构。看电影时，可以看到《一串珍珠》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出手法：几出、几回的阶段过渡，使电影丰满、张弛有度，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特色。关于剧本借“一串珍珠”写的玉生一家由富裕的中产阶层到全家破产再到中等阶级的情节构造，在中国传统通俗小说里有很多类似的结构，也体现出一定的因果报应和世道循环的思想。如冯梦龙的的《喻世明言》的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非常的类似。这种“妇人犯错败家”的故事在中国通俗小说“三言二拍”时有呈现，有很强的文化特色。

在莫泊桑的原著里，那条项链是假的，玛蒂尔德用十年青春还清了根本不存在的债务，真相揭晓时只剩荒诞。但1926年的《一串珍珠》把项链改成了真的，把意外丢失变成了蓄意盗窃，还让男主角贪污入狱——这个本土化手术几乎重构了故事内核。豆瓣评分7.0（基于1095人评价），放在今天只能算及格，但在中国电影史坐标里，这绝对是一颗被低估的珍珠。先看专业评价怎么说：“影片在创作技巧上已相当成熟，采用平行剪接营造紧张交错的剧力，通过多次倒叙补充情节并形成情感对比。”这话不虚。开篇借项链那场戏，镜头在夫妻争吵、友人炫耀、偷盗计划之间快速切换，节奏之精准超出了我对1920年代国产默片的预期。尤其倒叙手法——王玉生在监狱里回想秀珍戴项链的得意表情，再切回现实铁窗——这种情感反差通过最简单的画面并置就完成了，比后来很多说教片高明得多。但真正让我兴奋的是改编的野心。原作讽刺的是命运无常和虚荣的代价，项链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没丢”这个假设。而本片把项链改为真品、加入贪污入狱情节后，故事变成了“贪慕虚荣必然导致灾祸”的道德寓言。这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导演让马如龙同样因贪婪而被敲诈，最后坦白时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观众反馈中有一条说得好：“对虚荣心的批判即使放在当下仍有警示意义，”但问题也在这里：当原著中毫无意义的苦难变成“自作自受”的教训，悲剧的穿透力是不是就弱了？我必须承认，这种改编更贴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教化需求——长城画片公司的“问题剧”本就是为改良人心而拍。有意思的是，但一个百年后回望的观众，难免会惋惜那个更适合先锋叙述的“假项链”母题。这片子让我想起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要艺术，还是要有用？《一串珍珠》选了后者，而且选得很认真——字幕精简到几乎没有，全靠影像和剪接讲故事，这在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完成度不俗。它或许不够深刻，但作为一次跨文化转译的实验，它绝对值得一个更高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