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森

（文/杨时旸）诗歌是个暧昧的存在，它一方面可以供人附庸风雅，比如电视银幕上那些背诵狂人像辩论一样互相向对方扔出几百年前的诗句，总能引发很多人摇头晃脑的赞许，而另一方面，诗歌又像个笑话，因为你一旦在现实中说你自己平时写诗，一定会引来讪笑和鄙夷。诗人和诗歌被高度象征化了，它意味着不切实际、矫情、贫穷和神经质。其实，诗人是一种精神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身份。一位诗人可以从事着任何一种职业，可以是律师、医生或者农民，“诗人”更多的是来自自我内心的认同或者至多是小圈子内部的相互认同，在电影《帕特森》之中，这位诗人的职业身份是一位公交车司机。这是著名导演贾木许的新作，他嫁接了最俗常的生活场景和最虚幻的精神世界，用各种象征、映射、对照呈现出了一种几乎不可拍摄的诗意。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帕特森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无聊的重复，但他在工作之余，经常会写诗。他在一个本子上随手记下诗句，然后放置一边，写诗对于帕特森来说，只是一种心理和生理需求，近似于每天的吃饭喝水，他从未想过发表或者出版。他有一个同居女友劳拉，一个性格和他截然相反的女人，热情、乐于尝试、追求一切哪怕不切实际的东西。她一直鼓励帕特森整理诗稿，让更多的人看到。听起来，这是个令人生厌的故事，一个热爱诗歌的公交车司机——这会是怎样的一种矫情的状态呢？但是，贾木许对于这个角色的安排却让人感到非常舒服。帕特森自己完全消解了“写诗”这件事的仪式感和意义，每天早晨，等待发车之前的那一小段时间，他坐在驾驶位上，拿出本子，趴在方向盘上写下几个句子，老板来做登记，他不觉得这是被打断，也不需要有什么角色和心里转换，就可以从那些诗句中进入世俗，和老板聊聊家常，听听抱怨，然后发动汽车，开始一站又一站的循环。中午吃饭，他坐在水边的长椅上，再写下几个句子，然后啃一口女友亲手做的造型俗丽的小蛋糕。他从没觉得写诗有什么超然于俗常的价值，就像他从未觉得作为公交车司机就必须把自己变得粗俗又市侩。从这些日常细节之中，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人”脱颖而出，而不会只陷于“身份”的困扰。写诗对于帕特森来说，毫无做作感。《帕特森》充满了隐喻、象征和各种如梦似幻但又如此真实的场景。故事开场的时候，清晨，刚刚醒来的劳拉对帕特森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有了孩子，是双胞胎。”从此之后，双胞胎的意象就多次往复出现在帕特森真实的生活中。一对双胞胎男人，一对双胞胎的小姑娘，一对双胞胎老太太，他们出现在家门口，出现在自己的公交车上，其中一个小姑娘竟然也热爱写诗，还和帕特森讨论了几句自己的诗歌。对照着女友的梦境，你就会产生某种疑惑，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说也是帕特森某种内心诗意的投影和想象？这个意向让现实和梦境之间的分野微妙地抖动了起来，但似乎分清现实和虚幻或许也没那么重要——这成为了一种诗人心理景观的绝妙外显。帕特森的生活被明显地成为两部分，刻板的世俗日常生活以及灵动的内心世界。他每天在差不多的时间醒来，穿着同样的衣服，驾驶同样一辆老旧的汽车，一圈圈行驶过同样的路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午饭，晚上在同一个时间出门遛狗，在同一个酒吧的同一个座位上喝下一杯啤酒。每天早晨醒来，帕特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的手表，他开车时，时钟一圈圈旋转的画面以蒙太奇的方式被叠加，这成为了对于他日常生活的概括。但正是那些周而复始的一切，如此程式化之后，却达成了一种哲学般的永恒。这些旁人看来无聊的生活也开始具备了某种独特的诗意。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喜欢，是因为诗人的内省，他不仰视诗歌也不俯视生活，而他的女友却成为了一种对照——毫无才华，空有热情，令人厌恶的文艺青年。而帕特森则不。他微笑着、宽容地听着车上乘客们的牢骚和吹牛，从这一切之中，他可以感受到诗意，从更抽象的精神世界之中也同样能感受到诗意。这个故事中到处都是微妙的闪光，被狗撕碎的诗稿，那个前来探访诗人故里的日本人赠送的空白笔记本，都在应和着帕特森对于诗歌的态度——暂时的、自我的、易消逝的、不可分享又像偶遇般被点拨的才适合于诗歌的本质。短暂的失落和悲伤之后，帕特森重整旗鼓继续开始写诗，进入又一次寻常往复，这一切才是现实的诗意，一种真正意义的诗人，而不是一种陷于表演的身份。

分两个角度来谈，一是贾木许的电影观，一是他的诗歌观。如果把《帕特森》看作一首诗，那整部电影则可视为导演向他喜爱的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致敬之作，理由如下：1、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与帕特森的关系恰如影片中男主角和帕特森的关系。贾木许将片名，男主角名字和他生活的城市都命名为帕特森，这种互文关系放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身上同样契合，现实中这位诗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为其创作过同名长诗，同时那也是他的代表作。2、片中不仅直接提到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名字（大巴司机表示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就是他），剧情部分还直接安插了丈夫为妻子读诗的桥段，那首诗就是诗人的名作《便条》，全诗如下：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3、片中男主角所写的诗，均来自现实中的美国作家罗恩·帕特，作为纽约派诗人的一员，罗恩·帕特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自然也是渊源不浅。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一个重要的诗歌主张是“要事物，不要概念”。通俗点概括，他的创作特点包括有：坚持使用口语，把写诗当成说话，惯用松散短句，意象描述简明清晰，反对繁冗复杂的用词，抵制晦涩的象征体系。正是因为贾导对诗人的推崇备至，这部诗电影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沾染到类似气质，比如对日常的高度关注，冷眼旁观而又自得其乐的姿态等。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不少人提及本片，惯用“平凡的大巴司机，写着平凡的乃至蹩脚的诗”来概括剧情，这样的出入来自哪里？除了人云亦云之外，个人觉得还有两个因素值得玩味：一是观念，也即对“诗歌是什么”的理解问题。如果观众不认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诗歌观，估计也就很难会对罗恩·帕特那些诗作产生共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比如上文提及的那首《便条》，应该就是很好的试金石。第二个原因则和翻译有关，也就是日本诗人在电影里谈到的：“诗的译本看起来就像是穿着衣服洗澡”。这个当然也好理解，因为语言本身的差异性，对原作的翻译其实已经相当于二度创作，诗歌因其格式和美学追求，对文字的要求尤其讲究，诗歌的翻译自然也就更加考验译者水平，冯唐翻译《飞鸟集》激起公愤即是佐证。更进一步讲，还可以拿《路边野餐》《长江图》这类所谓的诗电影来作个比较，毕赣的诗就是典型的翻译体，我们知道，中国新诗在发韧之初，深受国外各种诗歌流派的影响，这些外国诗作经典流到国内多半经由译者改头换面，即为翻译体，它几乎就构成了中国现代诗的源头。很遗憾，这种本末倒置的美学标准至今还在众多诗歌读者当中大行其道，所以说到底，翻译问题最终还是理念问题。再说电影观。贾木许曾坦承自己喜欢小津和布列松那样完全“不戏剧化”的电影，在戛纳的领奖台上更是喊出“感谢侯孝贤，我是你的学生”。由此对照观之，《帕特森》确实算得上是一部平淡素简的电影，当然，冷漠疏离而又自有趣味差不多也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延续，迷影情怀和双胞胎设置乃至日本诗人缠着胶布的手指，更可算是其个性化影像标签。但我不得不说，相比于独立先锋的诗歌观，贾木许这次的影像理念还是略显规矩中庸了。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呢？影片以一个星期为周期展开章节，是一种类似于《都灵之马》的设置，周一到周日最终回到周一，则又好比《春夏秋冬又一春》，这样的结构无疑极具概括性，表现生活同时也提炼生活，但它工整有序的形式感，难免就和诗歌观念上的随性灵动构成了冲突，特别是当时间来到星期六，制造出影片最大的矛盾：小狗马文撕碎了大巴司机的诗集本后，周日的解决矛盾也因此变得必要而又集中，“啊哈”当然也算得上轻巧微妙的解决之道，但遗憾的是，为了这一声轻巧，它的铺垫过于蓄意且痕迹明显了，一咏三叹的强调更是迫使这种不可言说的“余味”生成了非此不可的“硬道理”。这点可以和侯孝贤比比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刺客聂隐娘》片尾的配乐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曲子本身优秀之外，它更应该是和侯导克制隐忍的抒情策略有关：情绪出口始终被堵着，不到配乐响起不松手。换言之，没有影片内容的催化，那些曲子也仅仅只是好听的曲子而已。据此下个结论，贾木许写诗，画画，组乐队，拍电影，做的这一切与其说是特立独行，还不如说是本身的文青气质使然，而且在这看似自由叛逆的背后，隐藏着的还是一枚闷骚老派的灵魂。可以说，他所有的创作源泉都深深扎根于此，而且就目前来看，也依然没有超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