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俱乐部

我只说一个我自己看电影后查看各种影评和资料理解到的，关于《饥饿的苏丹》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凯文·卡特。

饥饿的苏丹（The Starving Sudan）又名欺凌的苏丹，是摄影师凯文·卡特的作品，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凭借该作品作者赢得九四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

该张照片上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 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就在一本有关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图册中看到过这张照片，清晰的记得书中写了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最后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选择自杀，当时真的被震撼到，但是时至今日我依旧觉得摄影师并没有做错什么，在这张照片获奖之后激起强烈反响，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很多人因此得到了各国的救助。如果当时他选择救这个女孩而没有拍下这个震撼人心的场景，让世界上其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就不会了解这个战乱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不管最后有没有救助这个女孩，可以确定的是，凯文·卡特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就改变了很多处于战乱之中的人的命运。可惜的是他自己却没能躲过舆论的压力。 今天看完电影，我一如既往在豆瓣找影评，大家也都在讨论这张照片关于救还是不救的道德问题。然后我再搜这个摄影作品的介绍，却看到了不一样的版本。 “肯·奥斯特布鲁克是凯文的朋友，他们一起组建了“砰砰俱乐部”。1993年，就在凯文拍到那张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乐部”一伙人又来到托可扎采访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从这之后凯文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是因为肯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他对钱的焦虑，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这时凯文的状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使用三个闹钟，他还是耽误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飞机。当然，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弄丢了——种种不顺让他感觉生不如死。 1994年7月27日，凯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显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还向朋友们倾诉了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肯的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凯文的人，那天傍晚凯文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记忆的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 看完这段我开始回忆电影里的场景，确实有镜头很明确的表明他最后自杀是因为是“误了航班、丢了胶卷、密友被杀、入不敷出、受不了官僚作风”。而不是仅仅因为当时没有救助女孩而备受自己内心道德折磨这个流传甚远的版本。

这段明确表明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不只是舆论的压力，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再往前看肯被维和军队不小心射中以后进医院，然后凯文赶紧到医院那段。

他把相机放到车里面忙急忙慌往医院跑却没有把车窗摇上，可以看到后面那辆车那三个年轻人一直在盯着他看。

医院里的镜头结束以后，肯的女朋友等人赶到医院时，后面那三个人已经不见了，在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凯文的胶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偷掉了？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那三个人盯着凯文的行为确实有点奇怪。最后还有这段耐人寻味的采访：“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 记者一开始问了一些关于评审程序的问题，话锋很快一转：对于《饥饿的苏丹》的争议你是怎么想的？约翰．卡普兰十分诧异：什么争议？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没有任何争议。日本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我想是因为我对这出戏有了太高的期望，因为各种原因，因此不可避免的，看了戏，觉得有些失望。一出2个小时的电影又怎么可能把这一段繁复，血腥的历史说明白。首先，我觉得Kevin Carter和Ken O的两个演员应该调换。一直以来我以为Ken会是主角，在原作中，Ken确实是这个团队的领袖。Ken是四个人当中成名最早，也是最成熟的一个。而在Ken去世后，团员们或多或少将他和他的死浪漫化了，可是，这更延续了Ken精神领袖的位置。第二，现实中的Kevin比电影里塑造的要糟糕地多。他脾气不好，酗酒，嗜毒。他的一团糟的生活有很多方面造成，比如他的童年，他一心想要取悦却总是弄巧成拙的父亲，他的感情生活，等等。当他那张著名的照片得到了普利策奖的同时，也给他带来的更多的争议和烦恼，甚至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Bang Bang Club里的每个成员，其实有很多时候并不止他们四个，都被常年的战乱，杀戮的阴影所围绕。我经常想，如果我在那时那地，我会用我的爱去安抚Ken的心，可是，我不会想要靠近Kevin。关于那张被诅咒了的照片，和照片中小女孩的命运，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的好朋友，也是Bang Bang Club的朋友，对我说，他相信，以他认识的Kevin，他不会在不确保这个女孩生命安全之前离开那里的。我朋友的估计是，应该在那附近就有救助站，而Kevin一定是已经意识到有救援组织的人来赶走那只鹰而救下那个小女孩，他才会离开。Ken中枪的时候，我的好友正在他们的身边拍摄；之后，他在医院的走廊尽头安抚Ken当时濒临分手边缘的女友。我其实很想很想问他很多的问题，关于那一天，关于Ken，可是我知道，这些记忆对于他来说一定非常辛苦。我并不是不好奇，而是我太在乎他而不愿意让他有一点点的伤心。曾经，我会走进我当时老板的办公室，看着忙碌的他问他：你去过那么多的战场，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时刻，30年前，你会不会想到30年后你会在北京，然后有我当你的下属？他通常会看看我，然后装出无奈状说：是啊，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就落在你的手里。我经常想，人生真的很奇妙，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Ken还活着，他也会有一天来到中国，常驻北京。他会遇到我，我们会相爱，然后幸福地在一起，好像童话故事一样。虽然他离开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南非这样一个地方。可是，这么多年后，我却爱上了他，这个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男人，他是我心中的完美男友。有一天，不会很远，我会去到约翰内斯堡，我会约上Greg，带上Joao，去看Ken，让他知道，即便是那么多年后，他魅力依旧。PS：Joao在戏里几乎是个大配角，也许是在拍摄期间他就不希望太高调吧。Joao一直活跃在战地摄影的舞台上，直到去年，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时候踩到地雷，炸掉了一双脚。可是，他真是个奇迹般的坚强男人，经过短短8个来月的复建，他已经用安装上的一对义肢开始工作，拍的照片还上了《纽约时报》的PAGE 1。昨天是Joao的生日，他之后在facebook上说很快要接受另一个手术，之后如果康复顺利就会回到南非的家里继续努力。Greg有为Joao设立一个网站，我们一起来为他加油，帮助他度过难关！

1990年到1994年，南非处于腥风血雨中，各个政党支持者发生的暴力冲突。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通过诱骗鼓动暗中利用祖鲁族为主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与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党斗争，疯狂的右翼分子制造的血腥报复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影片讲述了这一背景下，还原了“枪声俱乐部”四个战地摄影记者（葛雷格、肯、乔、凯文）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地与战营探访、记录真相的历程，也还原了他们工作之外用酒精、音乐甚至毒品释放紧张情绪以及在外界压力下的生活状态。—贡献—他们用战地摄影记者专业态度与忘我精神探究南非内战的矛盾根源、获取了斗争下惨绝人寰的真相、甚至触碰到挑起黑人内部决裂的幕后黑手。葛雷格对索韦托南斯福尔德工人营地的因卡塔自由党的采访，了解到因卡塔自由党的暴动原因，对于破除因卡党妖魔形象、最终平息非国大党和因卡塔自由党斗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葛雷格对因卡塔自由党对旁同镇图盖拉街袭击的采访，掌握了政府军幕后操纵的证据。同时，他们四人也共同见证了因卡塔自由党对科萨族人以及非国大党对祖鲁族人的迫害，党派间的斗争在种族隔离政府阴谋下已经升级为黑人各民族间的敌对。

—代价—“枪声俱乐部”拍摄的珍贵照片得到了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肯定，但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代价——质疑、误解、内心挣扎。葛雷格那张获得了普立兹奖的照片反应的是非国大党在索韦托镇依拉任火车站附近烧杀一名祖鲁族黑人。

这张照片获奖前让葛雷格遭遇警察传唤，要求其出庭作证否则将被逮捕，然而一旦出庭雷鲁格将在这场斗争中“站队”，也就是说带来斗争敌人，因此葛雷格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隐匿。当照片得奖后他成为公众人物避免了逮捕危机，然而被指责为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的间谍，用照片讽刺黑人之间的内斗。就这样，一张用生命换来的事实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葛雷格也成为其中的牺牲品。凯文在苏丹哈姆雷特镇拍摄的女孩与秃鹫照片也获得了普立兹奖。

这张照片表达的饥苦、无望、等待死亡让看者动容……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照片中的残酷，“凯文是否对照片中女孩施救？”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如此接近苦难，为什么不去做些什么帮助那些弱者？”质疑声将事实记录者们推向道德审判的高台。在人性上这的确是个艰难的问题，但对于那些为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战地记者们，真不懂那些毫无作为的看客们是哪里来的勇气与心安理得去批判与指责？—Then—凯文在无处容身、负债累累、毒品幻觉、尸体的记忆、愤怒、痛苦中，倒在舆论枪口下。肯在一次对索扣沙镇库马洛街附近暴乱的采访中不幸中弹身亡，把自己万万全全献给了南非和平事业。战地摄影记者就是这样用生命换取真实，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在枪林弹雨中他们考虑的为什么还是光圈与构图。用凯文的话大概可以解释“对于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们也许考虑的是尽份力做些什么，而我们则是拍张照片呈现给世人。”

1994年4月27日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产生了制宪议会和新政府，同年南非终止了种族隔离制度并通过保障黑人权利的法案，后再度加入英联邦。和平降临在这片战火肆虐的土地上。乔和葛鲁格在需要和平的地方继续着拍摄与记录。而我们是否也该给这些用生命追逐和平的英雄们一方和平的舆论空间呢？

饰葛雷格

饰凯文

饰肯

饰乔

豆瓣10.0分，你敢信？《枪声俱乐部》这部2010年的加拿大电影，用最直接的镜头语言告诉你：战地摄影师不是浪漫的职业，而是地狱边缘的窥视者。影片改编自四位摄影师的真实回忆录，其中两人最终拿到了普利策奖——这几乎是摄影界的最高荣誉。但看完你只会觉得：这奖拿得太他妈沉重了。导演史蒂文·西尔弗从2000年就开始筹备，拍了十年，就为了还原90年代初南非种族隔离后那场疯狂的自由选举。片子里出现的相机从老式胶片机到现代数码机一应俱全，摄影爱好者能数出不下十种型号，但没人有心思辨认——因为画面里全是燃烧的轮胎、挥舞的砍刀和倒下的尸体。影片最牛逼的地方是它不美化任何东西。摄影师们一边拍一边崩溃，一边拿奖一边怀疑人生。格雷格拍下那个被烧死的男孩后，晚上做噩梦；若昂因为一张照片被全世界记住，但那张照片的代价是他亲眼看着一个人被砍死。有观众说“看完后更能理解战地记录者的心理承受之重”，我倒觉得这部片子根本不是在讲“承受”，而是在讲“选择”。你选择拿相机，就意味着你选择不救人——因为你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你已经默认了自己是个旁观者。这种道德困境才是影片真正的武器。它不煽情，不喊口号，只是把那些血淋淋的照片甩在你脸上，然后问：你还要不要看？豆瓣10.0是虚高吗？我觉得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做到了它想做的：让人闭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些照片太真实了，真实到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战地摄影师不是英雄，他们只是用命换回了我们不敢直视的真相。而《枪声俱乐部》就是这些真相的二次曝光。